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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现代大都市的近代起源
国际大都市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争相关注的焦点，已呈现方兴未艾、炙手可热之势。有关这方面的专著目前尚未多见，但论文却是汗流充栋、著述颇多。大多数是探讨在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大都市的特征、性质、发展趋势，特别是信息化时代西方大都市发展的模板，然后对所构建现代大都市理论和政策进行能动地“复制”进而在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发展的蓝图上粘贴一下，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之路。借鉴西方大都市发展的经验固然要提倡，但学术界对国际大都市的滥觞的问题关注不多，没能从历史视野看待，实乃遗憾，本文试图探讨，对国际大都市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历史原因的问题，其着力点在于论述自商业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大都市谁主沉浮的历程，并分析了这些大都市为何在商业殖民主义阶段向现代工业主义阶段转型经历中，产生不同命运的根源。
一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特说“城市的本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3）同样，社会经济结构极其运行方式每一次变迁也推动着城市的转型，从而在多样化的历史空间里呈现出多样化的性质、特征、功能。那么，集聚化功能张力更大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人类社会产业结构变迁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原因”（4），每个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的内核特征决定大都市的功能的地壳式运行方式，现代国际大都市就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活动方式的演进中螺旋式上升发展。
二
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小生产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因两次社会的分工产生剩余产品和财富的增加，导致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因商品经济和军事防御、政治统治需要产生了古代的城市，当然也产生了具有很大规模的大都市，如唐朝的长安，元朝的大都，西方的罗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它们都是各个时代享有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发挥政治、军事、文化、宗教中心的功能，而且也体现了对地区经济活动一定的集聚整合的功能。如罗马帝国“它的势力和规模使它控制了贸易、交通要道使整个地中海地区统一市场形成了”（5）。前工业文明兴起的这些大都市，可看作是各个王朝帝国繁荣昌盛的标志，它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堡垒，而且也发挥地区经济、贸易、商业的聚合的经济性功能。但是这些大都市的经济，所释放的能量是难以与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望其项背的。“在前工业社会，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城市不过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6）。因而扎根于农业生产和嫁接之上的手工业，所生产创造的社会产品的含量以及商品活动波及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这样的大都市，其本身经济结构的落后性难以产生社会经济生产的中心，进而对聚合扩散地区社会经济贸易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运行这种经济活动的手段方式，大多数都体现着军事、政治行政性或自给自足性的非市场化的色彩比较浓。以东方大都市更为突出，“中国传统城市消费者的主体是自己自足的权力者和财富所有者，即生产者是靠自己参与农业生产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而所有者统治者是通过超经济关系以贡赋形式获得。”（7）这种在权力化下单向的进行经济运行方式，是中国古代城市商品经济落后的一面。
除了经济活动能力的脆弱性这个“软伤”之外，这些大都市发展还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当时世界交通方式的落后和征服自然地理障碍的能力的不足，使大都市无法让彼此在相互隔离、各自分散的经济活动中整合起来，发挥巨大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因而前工业文明大都市经济结构的农业性、小生产型，经济运行方式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这种城市性质和功能使城市的空间布局呈现简单、粗糙，平面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前工业文明城市自然布局和社会结构与现代城市工业城市迥然不同，当时城市中心主要具有宗教职能。”（8）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并没有产生很大诱惑力的力量进而能整合大量人口，相反城市被认为是“最肮脏的地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前工业时代的这些大都市总体上处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且存在着对周围农村腹地经济严重依赖，自身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导致对农村拉力的作用不强的情况。与此同时，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低下对人口、资源、财富推力不够，经济集聚功能不强，这样的大都市在和平环境下随着帝国的扩张尚能维持一时的繁荣，但一旦面临自然灾害、对外战争受阻以及王朝兴衰带来的政治权力的变更时，它们所承受其破坏力就显得极其脆弱。罗马城由于蛮族的入侵而衰落不堪，君士坦丁堡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退而江河日下，中国历代古都，都因王朝变迁的权力失衡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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